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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或一个贤明的君主所必须拥有的。清廷能用高官厚禄来使汉人兵将为其所用，朱永兴也不会愚蠢到将可争取的推到清廷那边。

孔四贞，一介女流，对桂林的孔部兵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旧主，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指挥权。而且“四贞美而不贤，自以太后养女，又掌藩府事，视延龄蔑如也”。孙延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貌为恭敬，以顺其意，却暗暗夺权自立。

夫妻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不能形成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因而夫妻间产生权势的明争暗夺也不意外。

其实，孔有德旧部已不复往日之强，先有线国安死于滇省，又有马雄只率数十骑败逃，孙延龄手下万余兵马士气不振，军心已乱，本挡不住明军的攻击。但能不战而迫降其众，减少明军的伤亡，朱永兴还是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和宽容。

“孤岂不如清廷鞑虏？”朱永兴淡淡一笑，对叶虎说道：“告诉方光琛，只要他尽心尽力，事情成与不成，孤都许了他一个知府。若日后治理得当，政绩卓著，巡抚、总督也不是奢望。”

“殿下胸襟似海，属下钦服。”叶虎在椅子中躬了躬身，自信地说道：“有吴府内人接应，事情必成。”

情报局虽在北方布署很久，却并未深入要害。朱永兴要求情报局作劫夺吴应熊的计划，外部倒还好说，可缺少吴应熊身边亲信的接应，总是困难得很。如今方光琛秘去京师，正好可以里应外合，两下联手，事情成功的几率非常高。

从方光琛的态度便可以看出吴部将士的动摇，虽然方光琛还打着为旧主着想，报答恩情的幌子。但实质上却是信心已无，开始为自己着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孤倒是看得开。”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事情若不成功。吴三桂也不足为虑，不过是使光复神州延误些时日而已。事情若成呢，固然可加快战争进程，但军中内部纷争还是让孤头痛。”

讨朔军成，本来是好事。可吴军若反正，两家的旧账，将士们的仇怨，如何化解，又是一件麻烦事。但朱永兴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吴三桂，或者说是争取吴部将士。却有更深远的想法。

辽东，那是鞑虏兴起的地方。无论是气候，还是水土，对多出自南方的明军来说，都是很大的困难。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才能在黑土地上征战厮杀。而吴部官兵辽籍的不少，如果争取过来，则可以省却很大力气，甚至可能犁庭扫穴，直捣黄龙。

“告诉方光琛，其忠于旧主。为吴三桂着想，孤甚佩服。”朱永兴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道：“但以后把这份忠心放到国家兴亡上，放到民族振兴上，放到黎民百姓身上。”

“是，殿下教诲。属下定转告。”

朱永兴点了点头，沉吟半晌，开口说道：“拿着孤的手令，可以要水师出动十艘以下的舰船予以配合。吴三桂若反正，江南弹指可下。士兵少死伤，百姓早安定。这场战争啊，对华夏造成的创伤实在是太重了。”

华夏遭到重创，但也给了朱永兴施展的空间。在大厦将倾时横空而出，来自于世俗、传统、迂腐、败坏的阻力可以说是最小的时候，几乎是一张白纸在供他描绘篇章。只要能赢得胜利，只要能击败清军，人们对其他方面则是非常宽容的。

“属下定全力以赴，以慰殿下仁厚慈心。”叶虎起身施礼，告辞而去。

朱永兴将文件归置一处，抽出工部送来的图纸仔细研究。然后微闭起眼睛，从记忆中搜索着相关的知识。

明代史书上记载的军用火箭种类繁多，从数量到质量都领先世界二百于年，火箭技术始终是世界最先进的。看名字也很霸气，象神火飞鸦、震天雷炮，甚至还是有二级火箭“火龙出水”。

可令朱永兴感到疑惑的是，火箭建功的战例却几乎没有，这是指在陆战，而不是海战。火药配方改进后，便已经是最佳的配比，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朱永兴当然希望能在火箭的性能上有所突破。

兵工厂也不负所望，很快便拿出了样品，进行了试验，送来了图纸和相关数据。从图纸上看，朱永兴觉得这种火箭和过年所放的“窜天猴”几乎一样，不过是尺寸大小和材质的区别。

把竹制换成金属，或许是康格里夫火箭最大的进步。至于平衡杆，从“窜天猴”再到军用火箭，明朝的工匠或许都知道。也就是说，现在朱永兴拿到的图纸，就相关数据来看，与百多年后的康格里夫火箭已经非常接近。

“没有炮身的火炮灵魂？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仍不失为一种比较实用的武器。”朱永兴若有所思。

火箭可以携带燃烧弹、爆炸弹，机动性强，射速比火炮要快很多，制造工艺也并不比火炮复杂。缺点呢，就是精度太差，但可以在数量上予以弥补。更重要的是，火箭可以惊扰战马，从而弥补明军在骑兵方面的劣势。

当然，按照朱永兴的记忆，现在的火箭还有改进的余地。比如，那根长长的平衡杆可以取消，在火箭的尾部装上三只倾斜的稳定螺旋板，由于空气动力的作用使火箭自身旋转从而达到稳定，提高精准度；再有就是配置火箭发射车，使火箭的发射有固定轨道，既提升发射速度，又能减少火箭乱飞，以致误伤己方的危险。

嗯，这么一改的话，倒有了后世车载火箭炮的雏形呢！朱永兴拿着炭笔勾勾画画，沉浸其中，得意洋洋。

……………….

“混账东西，值此多事之秋，朝廷急需钱粮兵丁之时，尚敢胡言乱语，实是该杀。”鳌拜将一份奏章愤然掷地，骂不绝口。

苏克萨哈犹豫了一下，上前捡起。细细阅读。

“窃庆阳所属一州四县，隶在西北极边，原属三秦重地，苦寒瘠薄。大与腹内不同。明季兵事，首起延庆，延二十余年，无城不屠，无村不戮。至我清顺治四年，地方稍定，所余残民，十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并无务农百姓。今宁州、安化、合水三州县。卖儿鬻女，年深一年，男号女哭，民不聊生……”

这是庆阳府知府傅宏烈为民请命的奏疏，且是越级上奏。按照清朝的规定。知府的奏疏只能报经巡抚同意后才能上达。而当时甘肃的原巡抚刘秉政突然奉命调走，不便查验；新的巡抚刘斗才接上省务，又无暇查验。加之朝廷又颁发旨意，禁止臣下随意去巡历，而老百姓又不可能跑上两千多里路去上诉。在这种情况下，傅宏只能越级上奏了。置越级上奏的罪名于不顾，傅宏烈虽有清官。倒也有可贵之处。

从清顺治四年之后，在甘陕的战争已告结束，社会已趋安定，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已历时十五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战争的创伤本应该平复。农业生产和人丁繁衍应该恢复；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也应该变成了真正的农民。但在傅宏烈的奏疏中，以庆阳为缩影的甘陕之地因何却是如此惨景，那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

傅宏烈在奏疏中也提到了其中的根由。那就是清政府重赋暴敛，纳了过头税。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这不是重赋暴敛、过头税又是什么? 民不堪重负而外逃，不如此，何以为生? 虽然表面上清廷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荒地未除，多征的白银便加在了活户身上，后又加征练饷，更使百姓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