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市敖汉旗，1976年曾连续出土了两批典型的波斯银器，有波斯银执壶和猞猁纹银盘等。银执壶顶端有一个鎏金胡人头像，高鼻深目，八字胡须，短发后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纹银盘则不见于中国传统工艺，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输入品。因此，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这些银器都是公元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在东伊朗高原制作的工艺品。唐朝时期，诸多文化传入草原，对当时及后世的草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草原地区发现的聂斯托里派(又称景教，为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灭佛后，在长安的景教徒与众多的回鹘人一起，从长安逃至草原时传播来的。从唐代直至辽、金、元时期，北方草原的汪古部、乃蛮部、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辽上京汉城中设有“回鹘营”，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五代人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还记有辽上京城外有西瓜摊贩。据瓜贩所言，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我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这幅壁画摹本，称之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诸国的商人和使团，每3年来辽上京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40万贯。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并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辽代墓葬、壁画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体现。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当时，北宋王朝无暇经略西域，与西方贸易主要走海上丝绸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西方。契丹则在陆路，通过草原丝路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进行各种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公元1120年，金兵攻占辽上京，辽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沿丝绸之路从阴山土默川地区向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王朝，该王朝在中亚地区统治近百年时间，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把西辽(契丹)当成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国”的称&#2athay)。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契丹转卖基辅罗斯。居住在东欧南部的契丹人，还陆续迁到基辅罗斯居住，并且充当西辽与基辅罗斯贸易的中间商，所以，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并不知晓统治中国的南宋和金王朝，误将西辽当成中国，故而将中国称为契丹，以致于俄语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kитáй)。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蒙元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骑兵，沿着草原丝路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和元朝，把欧亚大陆连成一体。蒙元时期，不仅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联系起来，也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及四川、云贵通向南亚的道路，还有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及非洲东海岸的海洋丝绸之路联系起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最为繁荣发展的阶段。
这一时期，仅在欧亚大陆北方，就形成了4条大道：1、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线，准噶尔盆地以北沿线，越阿来岭，经新疆北端也儿的石河的路线。2、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东西交通路线。3、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4、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包括从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驿道，从大都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的驿道)和上都至辽阳行省的驿道。自此，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创造了最为繁荣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两京，成为各国商队汇聚之地。大都“外国巨价异物，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马可·波罗游记》)。上都城“煌煌千舍区，奇货耀日出。方言互欺诋，粉质变初质。开张益茗酩，谈笑合胶漆”(元·袁桷：《开市十咏》，《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后，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联系河西走廊与草原丝路驿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又折回，转经河套进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于1275年到上都觐见忽必烈皇帝。马可·波罗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丝路赴云南及南洋一带巡视。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后，于1291年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从泉州乘船抵波斯湾，与伊儿汗国君主完婚。1295年，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上述陆地与海上丝路的情况，尤对草原丝路记载精确，是令人信服的亲历记。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发掘的大量汉白玉建筑构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阴山以北敖伦苏木元代古城发现的景教碑，证实了马可·波罗对元上都的描述和对阴山南北景教流行情况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关于蒙元时期东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内蒙古还有许多发现。例如：在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发现钧窑大香炉和一批越州窑名贵瓷器；在乌兰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纳失石辫线锦袍及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包头燕家梁、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驿站印信“富裕站印”铜印；在乌盟四子王旗发现元代驿站遗址和巨型敖包等等。草原丝绸之路在元代确已达到极盛阶段。
历史进入14世纪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与北方草原的战争不断，明朝修筑万里长城，设置边关重镇，一时隔断了草原与中原的联系。清朝时期，草原丝路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规模。但是，明清两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与内地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明朝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徐光启译有《几何原理》，蒙古草原诸部与明朝由战转和，互通关市，内地汉族人民帮助蒙古人筑城建房，草原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清朝时期，对西方的丝茶贸易较为繁荣；土尔扈特蒙古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路辗转回归；内地边民“闯关东”、“走西口”，来到草原地区垦殖谋生；从草原丝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队，往返于乌兰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间，那一串串艰难行进的驼队和驼铃，唱出了草原丝绸之路古老乐章的尾声和余韵。
岁月悠悠，绵延万里的草原丝绸之路，一直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是欧亚古老文明交流的汇合地。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如匈奴时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鲜卑时代在漠南，契丹时代在东部草原，蒙元时代则横贯欧亚、纵贯南北。由于这种特殊性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个绿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样集中数代文化精华的艺术宝库。
从传播的内容上看，草原丝绸之路除了传输丝绸外，文化的传播、宗教的传播、各类发明创造和技术的传播，显得更多、更广泛、也更快捷。这个特点显示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经济能够快速传递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宽广豁达和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产品，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主要贸易物，珍奇的珠宝金银在丝路贸易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条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它为东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带来了繁荣，也使内蒙古草原地区频频出现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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