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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几天里，赵振中查看了刘成林等一干工程人员在沈阳这一年多来的建设成果。

“看来你们这年来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几处工程都做的不错。”查看完有关工程后，赵振中比较满意，“到时候我们通过这几处出击，肯定会有个不错的收获。”

“师叔的手笔自然不一般。”刘成林几乎可以想象的出赵振中等人行动后会是怎样的惊世骇俗，苦笑道，“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将来闹出的动静会太大了。”

“我不是说了么？到时候会由日本人替我们背黑锅的。”赵振中说道，“你看看这两天报纸上报道，仁川、汉城等地由日本人纵容的仇华事件已经导致几百华侨死伤了，日本人已经在做舆论宣传，对其国内和殖民地民众进行有意识地引导了，其秋后动手的可能性也更高了。”

“在日本人动手之前发动，不但有日本人替我们背黑锅，我们还能尽力降低日本人的收获。虽然无法让日本人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也能尽量避免日本人以战养战，延缓其国内经济形势缓解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更多时间。”

以前世界中，赵振中在看过一些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日实力对比的数据后，就对老蒋所谓的延缓冲突以谋求国内实力上升，为将来全面抗争做准备的论调不屑一顾。

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在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在1931年，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情况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实际上，1931年日本军费为4.54亿日元，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这些数字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也就是说，1931年的日本并没有足够的国力来侵略整个中国，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政治体制、动员程度、军事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场大规模战争，甚至无法支持一场长期的局部战争。

最能明显反映出当时日本窘状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过的一段话。当时，由于19路军积极抵抗，日军4易主帅，3次增兵。在战局僵持不下时，日本藏相高桥是清曾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3个月都维持不了。”

对比之下，在九?一八前后，中国虽然实力也差，但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却远没有37年的时候大。此时中日间力量的对比，就如同在起跑线上，日本骑着的是没有油的摩托车，中国蹬的是自行车。如果中国不尽快想办法把自行车换成性能更好的跑车以全面超越日本，那日本在得到加油之后，其速度就绝非中国所能赶上的，两者之间的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

不幸的是，九?一八之后，资源丰富的东三省给日本加满了油。由于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冒险成功，对东三省的占领又使日本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资源、劳动力、商品市场，帮助日本早日摆脱了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促使其政治、经济、军事上完成了向军国主义道路转变。经过几年积累后，从军事冒险和一次次的对华挑衅中尝到甜头，并且实力已经甩出中国老大一截的日本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此消彼长之下，老蒋在九?一八之后，又认准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死理，不但同中共打，还同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和地方军阀打，几乎从31年打到了37年。一些人为老蒋粉饰的所谓“黄金十年”，其结果就是丢了东北后，中国国内到抗战爆发前连105以上口径的重炮都造不了。而张学良被日本人占去的东三省兵工厂，至少在九?一八之间就已经能造150口径的重炮。

虽然知道这些历史上的情况，不过，赵振中也知道，如果自己现在带领人马跳出来到东北抗日，那不用日本人打，东北军、中央军就会先朝自己扑上来。毕竟在历史上，老蒋不但借中共力量消灭地方势力有一手，借抗战消灭地方军阀更有一手；而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大多数时候又听从于老蒋的命令。

正是基于种种考量，赵振中才会在一年前就在沈阳做出相应布置，并决定自己还是闷声发大财，趁日本在东北发动的时机尽力降低其夺取东三省战果，同时暗中获取一些资源发展壮大己方实力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