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惟功的表情，张简修明白对方已经明白了自己话语中的含意，神色也是变的苦涩起来。

惟功很艰难的问道：“是不是已经出大事了？”

“倒还没有！”张简修忙道：“其实已经来了两拨人，都是说家祖父情况不好，今天这是第三拔人了，还好，说是情形不好，已经渐至弥留，但还没有大去。”

“虽然如此，听话音来说，是不是日子已经很快了？”

“惟功，你虽是至交，这样的话，我亦不能随意和你说的。”

张简修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事情已经是明摆着的了。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已经病入膏肓，江陵来使一拔接着一拔，说明日子已经很快，可能是今晚，也可能是明日，或是三五日后，反正告哀的信使，旦夕可至，随时都可能到赶到。

这是一件大事！

不仅是对张府，对张居正本人，甚至是对万历皇帝，对整个朝廷和朝政的实施，都是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件事，实在是太严重了。

张居正现在是元辅首相，其实是相权和皇帝帝权的重叠，冯保虽然是司礼监一方的代表，同时掌握御马监，位高权重，对张居正有足够的约束作用，但无非就是保障皇室的安全，帝系不会转移，不使外臣有异心，以中驭外，不过如此。

在实际的政务上，冯保也会保举忠于自己一系的文官和武臣，但数量有限，而且愿意委身投靠太监，成为众矢之的的文官毕竟不多……听从司礼，与全体太监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这没有问题，国朝体制如此，但如果和某一个太监保持良好私交，甚至是事事听从，成为太监夹袋中人私人，这个就会为士林所不耻了。

这个度，普通的文官都会把握的很好，不会越线犯禁，所以冯保虽然权力欲重，在内廷是说一不二的权阉，但在外廷，却几乎没有什么靠的住的势力。

张居正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李太后最信任的文官领袖，将国事交给他，李太后才能真正放心，其余的内阁辅臣，都取代不了张居正在李太后心中的地位。

皇帝尚未亲政，太后等于是事实的国君，有这种信任，哪怕是张居正多次拒绝太后修佛寺的开支请求，多次压制武清伯李伟，压制皇太后的外家，还削减宫中用度，拒绝太后无端大赦罪囚的诏旨，这些事，却只能使太后对张居正更加敬重。

哪怕是心里有刺，也仍然只能倚重！

这就是真正的相臣！

但张文明一死，张居正立刻陷入道德和现实中的两难困境。

清丈田土之事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他每天最少因为此事给十个以上的地方督抚写信，查询进行的程度，解决难题，给地方官员撑腰，还有考成法，优免、驿传、刑狱等等，各种改革，都是正在进行之中，张居正一走，最大的可能就是人亡政息！

和清丈田亩配合的，张居正一身功业的，就是从万历四年到五年，六年，这三年时期在大明各处推广的一条鞭法！

条编之法，用张居正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爱养元元，并不是要竭泽而渔，相反，是要将杂费编入条鞭之中，春秋两季征收正赋，不准地方官员再肆意加征杂派，而且一律折银……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以人认地，以地计田，以田征粮，有地者，征粮，少地则少征，后来被吹的神乎其神的摊丁入亩，其实就是建立在张居正条鞭法之上，其根本性并没有太多变化，惟一变化的就是清廷的核心利益是八旗，大明的核心利益是士绅生员，所以清廷能毫无顾忌的伤损江南士绅的利益，在其身上征粮，从而保障了国用，而在明朝，卫所屯田的清理就十分困难，涉及武官和勋贵，而更困难的就是清理士绅生员的田亩，按亩征粮，并且将不合理的优免给去除掉，这样国家用度自然就充足了。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所在，也是奠定他后世地位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毫无疑问是得罪了庞大的利益阶层，要有何等手腕，胸襟抱负，不惧身前身后的报复，才能将万历初年到万历十年这些改革进行下去！

而在此时，他一旦离开，这些严重损伤了各利益阶层，只是得益于国家和百姓的改革将会如何？结果也是不问可知了。

这就是强人政治的悲哀之处……种种改革，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虽然不改不行，但有决心和有能力推动改革的，也就是张居正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