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那名驻军联络员得以蒙难的主要因果；他虽然小心戒备了可能来自镇子里的变乱和威胁，但却在出奔求援的时候被埋伏在外的袭击者给半道围攻和杀害了。也就是这种轻车熟路又表里阴阳的做派，让这个镇子一次次从地方势力更替当中，得以善存了下来。

或者说，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对于强大者示之以柔媚和顺服，然后又在对方一旦露出颓势和弱点之际，毫不犹豫的反噬和坑害之，并将其在大多数班底人心中，美化和扭曲成保全自身和乡土的义理，以及理所当然的乱世存亡之道。

而在此之前被他们所杀戮和残害的对象也数不胜数，有败退活过境的义军和官兵，也有一头撞上来想要捞一把的流匪、寇盗；甚至还有不断逃难避祸至此的州县大户、富商和官宦人家，都难免最终悄然无息的身陷其中，就此音讯断绝了。

若不是于九郎节外生枝而事前就发出了请求协力的口信，只怕他们这些人都要先身陷在这里，而勿论日后是否太平军有机会替他们报仇雪恨，一切都已然晚矣。尽管如此，最后能够被找回来的死难队员，也都是被残杀以为泄愤之后零碎了。

而这么一番刻骨铭心的代价和生死一线的惨烈结果，让于九郎在内的这些劫后余生的“三支队”幸存者，对于自己的所进行的工作和推进的事业，有了更加透彻和明了的觉悟。

若是自己这些人都不能痛下决心和狠下手段，来打烂、清洗这个前朝留下来乡土间的积弊深重，却又不知道又多少人要深受其害呢，又怎么能迎来真正安乐无虞的清平世代？

若果没有能够认清楚这一点，只怕日后太平军在淮南推行的局面，还有更多“三支队”成员的行事，还是会难免遇上不可避免的损失和破坏的。

然而，对于王墩儿在内的这些，半路被抽调和召集而来增援地方的辅卒而言，在初上战阵轻取急胜的兴奋中还没回过味来，却在接下来的善后处置当中，又赶上让他们大多数人忍不住作呕连天或是瞠目欲裂的情景。

毕竟，在战阵厮杀当中变成残缺不全或是肝脑涂地的尸体，他们也不是没有收敛和掩埋过。但是被禁闭在田庄里的囚牢和山林据点当中，各种饱受凌虐和残害的妇孺人等；还有从河塘和池泊里捞出来残缺不全的尸骨，就是完全在冲击着他们这一辈子生为人的心理底线了。

所以在后续的审判当中，他们对于那些呼天抢地或是哀嚎连天的庄内眷属们的哭求，已然是麻木的心底起不了一点波纹和同情分毫了。因为这些人眼中的亲情和和睦，都是通过残害他人的手段来事先的。

然而，令王墩儿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任务也并没有因此结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自方方面面被安排过来参观和见证的军中、地方代表团体，在这里亲眼目睹了相应保留下来的罪证累累，以及由他们所维持秩序的逐批审判过程。

而死里逃生的于九郎在养伤期间，也意外接到了全新的调令和变相升迁的文书。让他前往位于黄州州城黄冈粮台待命（调养）；同时因为表现优异的考绩结束堪转年限，就地提升为第九阶的吏目副。

当然了，明面上的说法是，因为他在这件泼天罪恶的事端当中，不但处置得当保全了自己还及时求援，足以被树立为相应“三支队”人员当中的“典范”，因此还有后续一些内部的荣誉和实物奖励。

而在内里的缘故，则算是为镇反会所属数千名在编干员，以及上万名外围附属、协从人员，争得一个不大不小的脸面；也为反击那些外界的非议和毁言，算是提供了一个重要舆情上的斥驳和反击素材。

要知道，如今三支队出身的人士，除了积累功勋和年资转入军中或是提刑、监察、巡禁（治安）、巡检（缉私）等相关强力部门之外，也可以就地转为地方基层的吏员，而成为大都督府底层政权执行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摆在他的面前足足有三条道路可选；要么继续在镇反会的编制内，转入下一支普查队或是工作队当任领队之责，而不是所谓临时性的“队代表”。

要么选择转入黄州地方新组建的巡禁队，在黄冈、黄陂、麻城3县一（邾城）邑之中，再拔高一阶担任一名（队）副巡长；就此专属一方治防事务。

此外，就连位于黄州的讨击军粮台院使下，也对他表示出了某种兴趣，认为依照他的工作经验、知觉和临机对应手段，可以以特任文员的身份，加入到后方打击队的序列中来。

然而，作为临时同僚的旅帅王秋却也给他发来了邀请。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表现出来的果断和干净利落，在王秋身上因为“违背军令、擅自行动”所背负的训诫和观察期限，也终于被取消了。

因此，他决定动用自己为数不多的举荐名额，邀约于九郎这个还算看得上眼，既能拿刀拼命也能够脚踏实地的做事的士子，前往自己将要就任的新组部队——庐州暂编十九营第一团，担任一名司务员。